当前位置:首页>行业>绿捷事件叩问校园餐安全,透明监管与社会共治如何破局?
11月14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拟吊销绿捷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吊销绿捷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华等8名责任人已被依法执行逮捕。
校园食品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但绿捷事件并非个例,近年来类似的事件频繁发生,不断刺痛着公众的心,或许校园餐标准立法才能真正将食品安全防线拉高。

监管机制——为何“瞒报”总能成为企业第一选择?
9月15日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派驻静安区某小学的经理发现,配送至该校的3箱虾仁解冻焯水后一盆内有虫,随即报告公司品质部负责人,但公司实际控制人指令对其供应的学校虾仁原料及菜品全部下架并就地销毁,16日公司对外统一口径称下架原因为“虾肠外溢,有泥沙”,而非虫体污染。
梳理近五年校园餐食安全事件,发现“内部发现问题-隐瞒-舆论曝光-介入查处”成为固定链条,比如2023年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鼠头鸭脖”事件,一开始,学校和管理部门称异物为鸭脖,甚至还逼迫学生更改说辞;今年1月江西新余十六中食堂员工直接脚踩食材加工被家长曝光视频;5月份浙江宁波余姚实验学校小学部组织家长陪同学生就餐,有家长发现食堂绞肉机中有大量活蛆虫等等,都是在舆论曝光后才开始查处工作。
部分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难以保持“自律”,更重要的是监管触角的失灵,绿捷公司在发现虾仁有虫的情况下能够瞒报,学校在食品安全事件中也存在一定的责任,部分学校在发现菜品问题后并不是及时向家长通报情况,而是想要将舆论压下去,这也导致此类事件过度依赖“事后响应”。
透明化监管则是从事后响应转向事前预防的重要一步,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到校园配送的每一个环节都需有严格的供应商准入和批次检验记录,学校要发挥“守门人”的责任,加强对供餐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监管部门对于校园餐供餐企业的资质审核、原材料采购验收、加工制作过程等环节的监管需要进一步加强,真正实现校园餐供应链的“透明化监管”。
供应链责任——食材溯源体系是否形同虚设?
9月23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通报显示涉事虾仁为进口冷冻南美白虾虾仁,相关报关和检验证明齐全,各项安全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未检出,防腐剂未违规使用,产品无肉眼可见的杂质和霉变问题。
绿捷声称是因为虾仁供应商为压缩成本,将临期冻虾仁解冻后二次冷冻,绿捷质检环节仅核验“外观无异味”,未按标准检测挥发性盐基氮指标,导致变质虾仁流入校园。据了解,此次涉事虾仁是由上海翰霖实业有限公司报关,经上海优合鲜供应链有限公司向绿捷实业供应,生产日期为2025年3月20日,保质期24个月,有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检验检测报告。
仔细查询就能发现,优合鲜供应链与绿捷实业很可能同隶属于KGF旗下公司,查询到优合鲜供应链的母公司为香港注册的澳牱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其英文名为KPC Hong Kong,而KPC是KGF早期收购的澳洲牛肉加工厂。而且从事食品检测的品测(上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与绿捷实业注册于同一地址,股东信息显示其中一位股东为张美华,她正是绿捷实业创始人张国华的妹妹。
不少公众认为当前食材溯源标准仅停留在文件层面,而缺乏对实际储存、解冻、运输环节的穿透式监督,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基于生鲜食品不易保存的特点,我国对其要求包括从生产、销售到配送各个过程严格控制温湿度,保证其流通过程必要的物理环境;还需要应用标准化的物品编码和自动识别技术,实现全程可追溯,以保证生鲜食品质量安全。
就此次事件中原料、检测、供餐多个供应链环节都属于一家公司,公司对于食安问题的不重视,导致产品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作为关乎众多人生命安全的环节不能只是应付检查的“纸上安全”。
企业治理——利益驱动下,食品安全是否永远让位于成本控制?
在此次事件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绿捷曾紧急删除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中540天保质期牛肉、720天冷冻五花肉、365天冷冻鸡鸭鱼的溯源记录,也就是说其有“长期采购过期食材”嫌疑,加上实际控制人指令谎报“虾肠外溢”能够看出企业将“避免舆情”置于“学生健康”之上。
从不少案例中能够发现,不少校园餐供应都比较注重利润,比如浙江一所小学的供应商在配送时提供优质样品,实际配送的却是劣质食材,由于验收环节流于形式长期未被发现;还有广西一所中学的食堂管理员与供应商勾结将市场价每斤3元的大米以5元的价格采购,差价双方分成。
从此次事件中能够看到,这种现象越来越朝着上游转移,其结果可能就是采购更低价的食材、减少在品控等方面的投入,从而埋下食品安全隐患。
现已查明事件经过和绿捷公司及相关人员违法犯罪事实,拟依照法定程序吊销绿捷公司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华等8名责任人已被依法执行逮捕。
校园餐招投标机制质疑,为何“劣币”总能驱逐“良币”?
在绿捷“虾仁有虫”事件还未有说法之时又爆出中标了校餐供应,虽然事后有关方面称是8月份中的标,当时还未发现绿捷公司供应问题校餐的事件,但这一说法显然不能服众,不少人质疑招投标机制重“价格”轻“质量”。
调查发现,绿捷公司存在串通投标行为,勾连多家招标代理公司,通过组织陪标公司进行“围标”的方式,非法中标86个校园餐服务项目。期间,张某华指使中间人黄某联系招标代理公司承接招投标业务;蒋某等2名招标代理公司负责人,参与实施“围标”行为;杨某琴等4名绿捷公司员工,联系多家餐饮公司,以支付“好处费”等方式,取得相关餐饮公司同意“陪标”,并统一制作绿捷公司及陪标公司标书,安排绿捷公司员工冒充陪标公司人员参与开标竞标。
据悉,绿捷长期以“低价策略”参与投标,以低于市场平均成本的价格中标,比如其供应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东滩学校的中标价为231万元,折算下来每餐成本不到3元,即便只算午餐也不过6元。
受此影响评审标准严重向价格倾斜,忽视企业实际运营能力,据了解,绿捷凭借书面材料等获得94.33分的高分,但其14家子公司11家注销、涉及多起法律纠纷,案由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及劳动合同纠纷的风险记录却被评审忽视,这无疑为问题企业留出了钻空子的机会,也引发了人们对评判标准中食品安全权重占比过低的质疑。
在此事件后多所学校更换供应商,还明确后续将根据家长满意率动态调整校园餐供应商,此前上海部分区就推行了“家长满意度决定供餐去留”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全域覆盖。

危机应对——企业道歉为何总沦为“二次危机”?
对于涉及生命安全的严重食品安全事件,绿捷的回应不仅在事发后一个星期后才发布声明,“对于涉及此事的学生和家长,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歉意,对于有关部门采取的措施,我们全面接受,全力配合”,以寥寥数语、格式化的“道歉声明”中透露出的敷衍与傲慢,不仅未能平息公众怒火,反而成为一次失败的危机公关教学案例。
企业道歉声明让其陷入更深危机的还有不少,比如前段时间西贝在致歉信中说“顾客‘虐’我千百遍,我待顾客如初恋”,被消费者吐槽把付费食客当“施虐者”加剧了对西贝的抵触情绪;此前,在社交平台上很多网友吐槽自己买的麻六记酸辣粉不仅有难闻的气味,里面也长毛发霉,品牌却选择了冷处理让代工厂回应等。
这背后所折射的并非单纯的公关技巧欠缺而是企业治理逻辑的深层滞后,在旧逻辑中企业将食品安全事件视为需要全力压制的“丑闻”,其应对核心在于“息事宁人”,一般都想以低成本、模糊的措辞将事件从公众视野中抹去。但现在家长群体的权利意识与监督意愿受频繁发生的食安事件影响逐渐转变,诉求已从“追究个案”升级为“参与监督”,这就要求企业在回应及处理方式上做出转变,若坚持“封闭回应”很可能被市场淘汰。
未来各企业在面对食安危机时应建立起“透明沟通-主动担责-整改溯源”三位一体的新范式,危机爆发后应积极主动全面地披露已知信息,且注意沟通姿态要开放,语言要坦诚;在声明中要明确承认自身在管理体系上存在的漏洞并清晰界定管理层及相关人员的责任,呈现担当与责任;声明的重点要落在具体的、可验证的整改行动上,尤其是家长代表或第三方机构对整改过程进行监督。
社会共治——“家长陪餐”会不会流于形式?
查询发现,不少学校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家长陪餐时发现的,比如今年5月浙江省余姚市姚北实验学校小学部组织家长陪同学生就餐,有家长发现食堂绞肉机中有大量活蛆虫等。在此次绿捷事件爆发后更是不少学校都宣布落实家长陪餐制度,教育部门公开学校负责人陪餐安排,扩大家长陪餐范围,进一步落实好食材供应和学校履约验收情况定期抽检制度,邀请更多学生家长、行业专家、第三方机构参与抽检。
但也有部分学校将家长陪餐视为“手段”,比如温州南浦小学闻莺校区食堂虽公示了陪餐制度,承诺有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但家长表示实际中很少见到该场景,无法通过陪餐及时发现并解决餐食问题,制度只是停留在了纸面上,餐食不符、分量不足、卫生隐患等问题依旧存在且一直没有解决。
还有一些学校陪餐仅限“特定时间”或“预约制”,但这也给校方与供餐企业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比如临时提升餐食标准、精心布置就餐环境、甚至安排特定人员陪同等,这种经过美化的用餐流程将家长与真实的食品安全、日常餐品质量隔绝开来,家长很难发现真实问题。国内部分地区的实践已迈出更具实质性的步伐,将家长监督嵌入食材验收、菜单制定等环节的实践。
对于学校而言想要避免陪餐沦为“合影打卡”,就需要进行制度升级,赋予家长“随机抽检权”与 整改建议权”,这种不可预测的监督更能让校方与供餐企业时刻保持“清醒”,从而促使安全标准常态化落实,当家长成为监管触角的有效延伸,校餐的食品安全监督问题才能更上一层楼。
行业生态——单一事件能否推动系统性改革?
此次事件后上海市属国企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公司将接手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校园餐业务,据悉,针对“臭虾仁”暴露的品控漏洞,光明建立了源头直采、中央厨房“驻厂质检”、配送环节“全程温控”这三级溯源体系;还在全市100所学校设立“家长监督岗”以透明化重建信任;针对学生挑食问题推出“营养小课堂”,从细节之处升级等等。
除了企业做出改变外,仅限个案处理难保类似问题不再发生,还需要行业从监管层面上进行约束,事件后,教育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校园餐服务安全国家标准(试行)》,明确要求校园餐企业必须建立“全链条溯源系统”“每日快检制度”“家长监督机制”,并将“学生满意度”纳入企业评级核心指标,光明集团的“三级溯源体系”被写入标准。
或许区域监管能够借机推动“校园餐标准化立法”,比如将“食材冷链全程监控”制度化、建立并强制实施“企业食品安全信用分”制度、确立“重大瞒报终身禁入”的严厉罚则等系统性立法,从而形成严密的制度链条,对企业形成强制性,从根源保证食品安全。
但也有部分学校因财政紧张,难以承担“高成本品控”的费用,比如某县级教育局负责人表示“光明的中央厨房模式很好,但我们这里学校分散,配送成本太高,只能选择本地小企业,品控难度大”,在平衡安全和成本面前或许还需要相关机构开展补助等来促进行业规则重构。
行业思考:校园餐的食品安全直接关乎生命安全,但多年来依旧频繁发生食安问题,绿捷事件更是将这一话题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揭示出校园餐背后企业、学校及监管部门之间的不足之处,但同时也是监管与机制改革的契机。